文化背景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本土老板成长经历也是其固守集权的重要诱因。为了观察本土老板的成长，我们需要理清一条线索，即企业形态的演化轨迹。企业形态的演化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

    首先，是生产技术、信息技术与运输技术都不发达的“前钱德勒时代”。此时，市场的协调能力低下，生产制造并非主流，只能依靠老板充当“中间商（middle man）”发现信息，进行串联。这类企业通常较小，其命运由老板决定。

    其次，是流水线技术广泛应用的“钱德勒时代”。此时，生产制造能力大幅提升，生产和营销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原有的中间商模式已不能有效协调物质流动。于是，老板建立了行政式的管理，并雇用经理人管理企业。这类企业通常“大而全”，老板开始退居幕后，职业经理人开始成为主角。

    最后，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后钱德勒时代”。此时，市场上的主体由原有的孤立转向结网，以各自的相对优势进行联合生产。这种环境中，市场要求企业更加敏锐，更具“柔性”，于是，企业又重新变小，而经理人的专业优势也发挥了更大作用，左右了企业的存亡。

 可以发现，在企业形态的变迁中，老板的作用逐步地弱化，其对企业的影响逐渐让位于职业经理人。在西方国家，由于自然演化过程较长，这种弱化的过程通常会在老板的家族中经历几代，从而实现“软着陆”。而在中国，催生的演化过程使得作为创始人的老板很可能亲自感受这种此消彼长。

    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演化的始端，是老板建立的极度正面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时，第一代老板开始发迹。由于创业获得了成功，老板们通过将自己和“创业失败者及未能创业者”进行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s），形成了关于自己聪明、有胆略、善于领导的自我概念。彼时，由于计划调控尚未完全退出舞台，行政干预对于市场仍有巨大作用，老板在商海拼搏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挑战，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战胜这些困难更使其增强了上述自我概念。另外，老板的成功也使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赢得了媒体民众的一片赞誉，也为这种自我概念推波助澜。

    当最初建立的正面的自我概念遭遇时代的挑战时，老板的自尊受到极大威胁。正如逐渐老去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体已经衰弱，正如逐渐退出舞台的歌星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过气。

    由于老板与经理人同被视为组织的领导者，接受组织成员与社会大众的评价，其感受到来自经理人的自尊威胁自然也就最大。事实上，由于直接进行企业的运营，经理人的确更容易建立威望。

    自尊的威胁往往会触动老板的自我保护性防御机制，即当个体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时，他们会使用自夸、推脱和贬低他人等方式来肯定自己。对于来自经理人的自尊威胁，老板常常有两种防御模式。

    首先，老板会夸大自己相对于经理人的优越性，以维持其自我价值。

    老板对于经理人的优越性是其在组织中的“皇权”地位。因此，老板们会时常恐惧经理人“功高盖主”，威胁自己的皇权。所以，老板总会在经理人掌舵企业时跳到前台，甚至越过原有的权限，代行经理人的职责进行日常决策。其目的就是在于展示自己的控制力，宣示自己对于企业的主权地位。

    其次，老板会贬低经理人的价值。

    虽然经理人是由老板挑选的，但树立一个过于强大的“对手”显然会使自己焦虑，不利于维持自己的高自尊。于是，当经理人在经营中出现失误时，老板总会想办法把这种负面影响的感知提高（对于自己或组织成员），以证实自己才更加深谋远虑。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服务偏见”，即个体在处理信息时自觉收集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屏蔽对于自己不利的信息，为自我“服务”。这种“服务”的结果是，老板说服了自己不再“放权”，以免企业“走偏”，继续维持“集权”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老板自尊受到威胁时，其自我防御的两种结果都是强化了其对权力的掌控欲。当权力的存在与否成为自尊的符号时，“法治”下向经理人的“分权”自然也就成为了空谈。

    总之，边际效用递减的货币收入不能满足本土老板在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下形成的需求，能满足这类需求的，只有对于企业的无上权力。换句话说，本土企业内老板“一权独大”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是老板追求上述效用的必然结果！

  作为企业管理的长期研究者，我丝毫不怀疑随着市场经济的演化，这种“人治”的劣根性会在本土老板眼中被逐渐放大（甚至威胁到企业生存），而使其选择回归“法治”。而作为学者，从事研究的最大意义恰恰在于提前将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为实践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若能凭一己之言加速本土企业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进程，则实乃本人荣幸之至！